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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2年9月22日 这是一篇也发表在《金融时报》上的文章的加长版。
约瑟夫·伯克曼 (Joseph Berkmann) 开创了许多我们现在认为理所当然的事物——大众葡萄酒新闻、消费者葡萄酒指南、葡萄酒俱乐部、比较品鉴、专门致力于单一顶级酒庄的晚宴，以及或许不那么光彩的博若莱新酒 (Beaujolais Nouveau)。但尽管他现在81岁，既没有退休也没有退休的打算（他将在10月为总部位于伦敦的伯克曼酒窖 (Berkmann Wine Cellars)在中国推广事业，11月在巴西），我从未读过关于他的简介。不久前他把自己关在墨西哥写回忆录，结果却销毁了它们，因为他觉得它们不能既准确又足够讨人喜欢。我曾多次试图写关于他的文章，但他直到现在都在搪塞我。他的同事声称他避免这种聚光灯是因为害怕它看起来像告别词，但他最终屈服了，他说，希望我写的东西能作为"在讣告中使用的记录，或者更好的是，在我100岁生日时使用"。
尽管他出生并成长在奥地利蒂罗尔 (Austrian Tyrol)，仍持有奥地利护照，说话带着浓重的喉音口音，但他的英语写作能力令人羡慕，声称曾受到已故朋友克莱门特·弗洛伊德 (Clement Freud) 的指导。在我们最近在他伦敦公寓共进午餐之前，他给我发了他的简要人生故事。开头是："被送到各种寄宿学校，先是由耶稣会士管理，然后是纳粹；14岁开始在河流灌溉项目中破石头工作；然后作为矿工在海拔3000米的高度钻孔；成为服务员是为了吸引女孩，从此再也没有回头。在德国、瑞士、利比亚、罗马、纽约、加拉加斯、伊斯坦布尔生活过。1956年5月20日入侵英国。"
他的个人生活确实丰富多彩。他六个儿子中最大的是52岁的记者兼作家马库斯·伯克曼 (Marcus Berkmann)。最小的亚历山大 (Alexander)（"电脑天才"）11岁，是他与第四任妻子、来自象牙海岸的艾达 (Aida) 所生的三个儿子之一。他们都像约瑟夫几十年来一样住在圣特罗佩 (St-Tropez) 附近，但现在住在两栋房子里。"这样我们相处得更好"，他在我们共进午餐时向我保证，与他的第三任波兰妻子埃娃 (Ewa) 以及他们三十出头的两个孩子鲁珀特 (Rupert) 和凯瑟琳 (Catherine) 一起用餐。晚上他要与他唯一的英国妻子、马库斯的母亲琼 (Jean) 共进晚餐。他的第一任妻子是他在伊斯坦布尔从事酒店业时娶的一位年长女性，已先他而去。
一个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试图逃离利比亚的故事（"唯一一个不需要入境签证但需要出境签证的国家"）占据了我们第一道菜的大部分时间。然后他在荷美邮轮 (Holland America) 工作，学会了他所描述的"国际法式料理"的做作。抵达伦敦后，他利用这一点为别人在马里波恩巷 (Marylebone Lane) 开了一家餐厅，小蒙马特 (Le Petit Montmartre)。1958年，他在附近开了自己的法式餐厅热纳维芙 (Genevieve)，但从未去过法国。"就像当时伦敦其他所谓的法式餐厅老板一样，我对真正的法式料理一无所知。我们必须等到鲁氏兄弟 (Roux brothers) 的到来才向我们展示。"（后来，他将彼得·兰根 (Peter Langan) 和马里奥和弗兰科餐厅 (Mario and Franco trattorias) 的马里奥 (Mario) 列为他最钦佩的餐厅老板。）
他热情地投身于餐饮业，建立了一个集团，包括米诺陶 (Minotaur)、歌剧院 (L'Opéra)、洛克茨 (Lockets)、拉法叶 (Lafayette)、美食家花园 (Au Jardin des Gourmets)、JB啤酒屋 (JB's Brasserie) 以及部分拥有放荡的考文特花园俱乐部桑给巴尔 (Zanzibar)。但他意识到他和他的顾客需要了解葡萄酒，所以接下来投身于液体事务。我在《金融时报》的前任葡萄酒记者埃德蒙·彭宁-罗塞尔 (Edmund Penning-Rowsell) 在他餐厅墙上的显眼位置挂着一份约瑟夫1960年代末著名葡萄酒晚宴的签名菜单，这次是专门致力于玛歌酒庄 (Château Margaux)，配有时尚的手绘插图。1971年，伯克曼为他1964年成立的为餐厅供应葡萄酒的热纳维芙葡萄酒公司 (Genevieve Wines) 的顾客写了一本薄薄的葡萄酒入门书，副标题是"愿上帝和我的葡萄酒商人原谅我！"
但他对写各种葡萄酒都感兴趣，不仅仅是高档的。由于几乎是在滑雪中长大的，他在《星期日泰晤士报》编辑哈罗德·埃文斯 (Harold Evans) 疯狂滑雪时期认识了他（他还声称教过已故《每日邮报》编辑大卫·英格利什爵士 (Sir David English) 滑雪，并在1970年代为这家小报写了各种通俗的葡萄酒文章，包括一篇涉及试图勾引当时的世界小姐——一位同为奥地利人的女性，结果发现她对他的朋友迈克尔·帕金森 (Michael Parkinson) 更感兴趣）。他告诉埃文斯应该有一个葡萄酒俱乐部，在1970年代中期，他在当时极具影响力的《星期日泰晤士报彩色杂志》上占据了几页，与资深葡萄酒权威哈里·沃 (Harry Waugh) 一起对英国销售的日常葡萄酒进行大规模品鉴报告。"我们通过写关于欺诈葡萄酒的文章让葡萄酒贸易界很不高兴，当时这些酒占英国销售额的60%"，约瑟夫今天说。（圣詹姆斯格兰茨波尔多红酒 (Grants of St James's Bordeaux Rouge) 每瓶69便士是少数几款逃脱他们谴责的葡萄酒之一。）
现在轮到另一个热潮抓住伯克曼了，那就是消费者倡导者。令消费者协会非常沮丧的是，他们当时正在出版《美食指南》，伯克曼抢夺了《好酒指南》的标题，开始了他一生中最累人、最不盈利的事业。与他的朋友、才华横溢但嗜酒的《星期日泰晤士报》记者艾伦·霍尔 (Allan Hall) 一起，他走遍全国从货架上购买数千瓶酒，在他们在贝里克街市场 (Berwick Street market) 楼上租的一个相当破旧的房间里进行分类、品尝和评级。他在1976年和1977年出版了《好酒指南》，"但放弃了，因为艾伦不肯戒酒"。
在1970年代初，通过沃 (Waugh)，他接手了他的同龄人乔治·杜博夫 (Georges Duboeuf) 大量生产的博若莱 (Beaujolais) 的代理权。他们两人上周庆祝了仍然只基于握手的关系的40周年。他与霍尔和《星期日泰晤士报》的密切关系导致了年度博若莱新酒竞赛 (Beaujolais Nouveau Race) 的可疑行为，这一度如此重要，以至于他因揭露一位潜在获胜者违反规则而受到人身威胁。在整个1970年代，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勃艮第和里昂之间的杜博夫和友好厨师保罗·博古斯 (Paul Bocuse) 和阿兰·夏佩尔 (Alain Chapel) 的餐厅和家中度过。他是美好生活的爱好者，伟大的讲故事者，贪婪的通用读者，考虑到他作为品酒师的声誉，他非常谦虚。
他在我们午餐时唯一的吹嘘是，在1970年代，凭借他在伦敦东部收购的一家工厂，"比时代早40年，我是全国最大的蛋白酥生产商"。肉酱生产先于蛋白酥业务，后者不得不出售以支付他与琼 (Jean) 的离婚费用。在另一个时期，他与著名的俄法美葡萄酒商人兼作家亚历克西斯·利希内 (Alexis Lichine) 在纽约成立了一家葡萄酒公司，并长期在南博若莱拥有一家装瓶厂。他最近成立并卖给前总经理的另一家公司，他声称现在是印度第二大葡萄酒公司。
他的重大坦白是"我从来不是商人。我从来不为钱做事。我只想做我热爱的事情。"尽管他很容易承认餐厅比葡萄酒生意更有利可图，但在1982年，出于他不再记得的原因，他"太便宜地"将餐厅卖给了肯尼迪·布鲁克斯集团 (Kennedy Brookes group)，然后他们"搞砸了"。从那时起，他一直在各种恋情、圣特罗佩和伯克曼酒窖之间通勤，他的葡萄酒分销公司位于彭顿维尔监狱附近，他最喜欢的房间是品酒室。
他感叹自己对产品本身太感兴趣，而不是对营销方面感兴趣，他觉得他更成功的竞争对手比本德姆葡萄酒 (Bibendum Wine) 在这方面表现出色。他33岁的儿子鲁珀特 (Rupert) 现在经营公司，尽管父子关系非常亲密。是鲁珀特为我、他的父母和他的妹妹做了三道菜的午餐，他的妹妹像约瑟夫的二儿子贾斯汀 (Justin) 一样，也为伯克曼酒窖工作。是约瑟夫温和地评论说鲁珀特选择的白教皇新堡 (Châteauneuf) 对我们的蟹肉沙拉第一道菜来说有点太重了，也是他挡开了孩子们关于他会说多少种语言和他滑雪技能的提示。
我问他关于几年前对他终生朋友乔治·杜博夫 (Georges Duboeuf) 提出的欺诈指控，他疲惫地概述了更大的杜博夫家族的一些复杂性。"在每个行业都有灰色地带"，他说，"但乔治一直是我最好的供应商。他从未说过'你卖得不够多'。"
约瑟夫·伯克曼 (Joseph Berkmann) 近距离见证了现代葡萄酒的演变。将其与他刚开始时销售的葡萄酒进行比较，"当时超过一半的葡萄酒都不能喝"，我想知道他是否认为葡萄酒在继续改善。像他已故的合作伙伴哈里·沃 (Harry Waugh) 一样，他坚持认为质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，"但价格现在疯了；它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东西——不像我们过去在圣特罗佩举办的可爱晚宴，我们会毫不犹豫地供应像柏翠酒庄64年 (Pétrus '64) 这样的东西"。他和鲁珀特对去年在北京发现的一家葡萄酒商店特别震惊，该商店提供拉菲 (Ch Lafite) 和拉图 (Ch Latour) 各10个年份，无论年份如何，每瓶都是4000美元，平均每周销售三瓶。
与他在1970年代末在《每日邮报》中热情赞扬的"1970年份非常美丽的酒庄葡萄酒"相去甚远，当时每打15英镑。
